1988年3月1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布。一夜之间,国内外的媒体宣传报道,消息传到了香港。
因为眼疾几乎已经看不清东西的龚楚,让家人买来了报纸,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一遍又一遍,反复琢磨每句话的意思。
看着看着,他的眼泪就滴落下来,打湿了眼前的报纸。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没想到他这“红军第一叛将”逃亡了半生,还有机会赢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原谅。
一、曾经的红军名将
龚楚,广东乐昌县人,1901年出生。
1917年龚楚参军入伍,投入粤军第二旅。1924年,他在广州加入了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担任书记,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4月,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爱国进步人士。龚楚根据党的指示率领乐昌农民军500人抵达了韶关,和北江工农军会合。龚楚担任了这支“北京工农讨逆军”的总指挥,率1100名战士前往武汉讨伐蒋介石。这支部队后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由龚楚担任团长。
就这样,龚楚冒着危险将部队一路拉到了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被编入了贺龙的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三营,龚楚担任指导员。党中央调他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而在行军半途,龚楚的部队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只能转赴香港,之后秘密回到家乡。而后又有牺牲惨重的广州暴动,龚楚担任广东农军北路指挥。
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一部前往粤北举行宜章暴动,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4月“朱毛会师”之后,由龚楚担任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兼10师29团党代表,他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在当时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给红4军的信件之中,将红4军称为“朱毛龚”。
由此可见龚楚当年在红军之中的地位。
1929年12月11日,龚楚率部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红七军成立,军长为张云逸,政治委员为邓小平,参谋长为龚楚。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之上,三大起义的地位是重中之重,而这其中都能找到龚楚的影子。
1930年11月,红七军重新整编,李明瑞担任总指挥,张云逸、邓小平、龚楚原职不变。红七军第十九师战斗力最强,由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在这段时间的相处过程之中,邓小平和龚楚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图|青年邓小平
1931年1月,红七军转战湘粤。2月3日中午,与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激烈战斗,龚楚在战斗之中受伤,后转到上海治疗。
8月,龚楚痊愈后途径香港来到了长汀河田中央苏区,此时的他遇到了人生的转折。
因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龚楚受到严厉的批评教育,给予开除党籍一年处分,调往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这件事严重打击了龚楚的革命信心,在他内心种下了叛变的种子。
二、难挡诱惑叛变投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开始。转移前夕,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担任参谋长。
龚楚也能感受到中央和同志们对他的信任,给予了他独当一面的党政军大权。
但当时的龚楚却并没有感觉到被组织看中的荣耀,而是开始抗拒面对即将承担的责任,他开始担心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的挫折。
1935年,龚楚奉命部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损失惨重,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龚楚获悉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之中失利,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之下,感觉到革命前途渺茫,已经失去信心的龚楚变节投降。
龚楚马上开始筹备逃跑计划:先派遣自己身边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离开,让他们去不同地方的党部和游击队。
5月2日,龚楚出席指导宜章县委会议,带着一连部队,前往郴县黄茅村。
当天晚上,他佯装生病,早早就上床休息,半夜乘着别人入睡的时机逃了出去,直接回到了故乡广东乐昌。
图|陈济堂
龚楚和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联系上后,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因为龚楚的特殊“革命经历”,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等职,受命于广东军阀陈济堂。
离开了奋斗了10年的革命事业,原来和他并肩战斗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为了站在对面的敌人,他成了一名“剿匪指挥官”。
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和“诚意”,龚楚向陈济堂提议:可以先将项英和陈毅捉到。他向陈济堂打包票:“我和他们共过事,还是他们的参谋长,我知道他们的特点和爱好,有办法将他们抓到。”
陈济堂一听心中暗喜,蒋介石当时悬赏5万大洋,四处寻找项英和陈毅的线索。如果龚楚将两个人带回来,那他陈济堂岂不要立大功。
陈济堂立刻给龚楚配备了30多个特务,各个装备精良,要他前往北山破坏赣粤边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三、欲拿陈毅项英立功
1935年10月,龚楚让所有的特务伪装成共军游击队,来到了北山一带。
8个月之前,他还是一名红军将领,在这里浴血奋战、带兵突围。而如今,他却成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人。
他们一无所获,在北山转悠了半天,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都没看到,更别说是找到项英和陈毅的驻地了。
陈济堂和龚楚商定,暂时隐藏自己已经叛共的事实,为此他们还自编自导了一场戏:让余汉谋派收编的100多名土匪装扮成周文山部,和龚楚带的“特务队”打了一场,漫无目的地对着四周打了一波子弹,周文山带着这波土匪撤了。龚楚回四处炫耀:他的游击队打败了余汉谋手下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当时正留守在中央苏区,担任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他和同志们都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党,龚楚又在他们面前大吹特吹,说自己在湘南扩大了游击队区的“战绩”。
图|贺敏学
龚楚还告诉贺敏学,他这次来就是接项英和陈毅去湘南的,要加强湘南游击区的领导,迫切想要见到他们。
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告诉他,现在他们也不知道项英和陈毅到底在哪里,按照组织规定,项、陈二人行动是机密,和北山游击队不能发生直接的联系。想要找他们只能通过写信交给交通员转交,将项英和陈毅约到天井洞会面。
龚楚心中大喜,没想到如此轻松就可以和项英陈毅联系上,只要“大功告成”,他一定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项英和陈毅那边收到交通员赖文泰送来的信件后非常高兴,他们一直挂念着龚楚,生怕他在突围途中遇到了意外,听闻龚楚安然无恙后,他们放心了很多。
图|左起:陈毅、温仰春、项英、张云逸、曾山等合影
但在信上看到说龚楚率领红军七十一团九个连顺利到达湘南,并且扩大了游击区,陈毅就疑惑了。
他不能理解,龚楚作为游击队的负责人,为什么会在扩大游击区的关键时刻丢下游击队只带着一小股部队来这里找他们呢?
陈毅对龚楚非常了解,他能力突出,但也有骄纵、自大的缺点,按照他的性格,如果能在湖南干出一点成绩,是不可能将功劳让给别人的。如今,他却让陈毅和项英一同去加强领导,这就很反常了。
陈毅拦住想要立刻去见龚楚的项英,建议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而龚楚那边,信送出去几天都没有收到项英和陈毅的确认消息,他也有些慌了。
而贺敏学那边,他本来潜心和龚楚学习的,相处几天也发现了龚楚有问题:当时红军无论哪支部队服装和武器都很混乱,武器参差不齐,而龚楚带来的小股部队服装整齐,装备都是清一色的德国造。他们自己说来自湖南,但一句湖南话都不说,全讲广东话。
龚楚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怀疑了,项英和陈毅那边也没有来见面的意思。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以开会为名,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干部都召集到一起,打算对他们下手以“立功”。
干部们收到通知后陆陆续续来到龙狮石,贺敏学一到场就问龚楚,会场有没有布置警戒。龚楚向贺敏学保证警戒布置完备,而实际上将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是他的特务队。
贺敏学还是觉得不对劲,四周保卫的警戒人员个个如临大敌,好似马上就要打仗一样,手按着驳壳枪。贺敏学有种不祥的预感,转身对龚楚说要回去拿一份文件,龚楚立刻下令特务将贺敏学拦下,贺敏学奋力挣脱,特务穷追不舍,贺敏学身中三枪滚下了山坡。
龚楚在会议上撕下了假面具,对着众干部大放厥词:央苏区已经丢失,游击队已经没有了出路和前途,让在场的同志们都跟他一起干。只要能抓住项英和陈毅,保管大家连升三级,吃香喝辣。
游击队的干部们听后愤怒异常,他们掏出手枪和特务们对战起来,然而这些毫无防心的同志们哪能和装备精良且准备充分的特务们对抗,一番打斗下来,损伤严重。
游击队小队长刘矮牯受了重伤,只想要早一点去给项英和陈毅报信。他从走着到爬着,眼看着身体已经撑不住了,被秘密交通站的同志们救了起来。刘矮牯见到项英和陈毅后,赶紧将龚楚的所作所为说了出来。
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没有顺利突围出去,被龚楚抓住,经不住名利的诱惑,也叛变了。他跟着龚楚亲自去找项英和陈毅,结果被警觉的警卫员吴少华看出破绽,向山上的项英和陈毅传达了报警枪声,给他们足够的时间部署、转移。
龚楚和何长林不知项英身边有多少人,不敢冒然行动,想到自己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又留下了一笔血债,贪生怕死的他立刻带着队伍慌忙下山逃走了。
四、解放后隐居香港
抗战爆发后,龚楚在第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后来担任过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担任徐州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等职。
因为他本人对苏区非常了解,所以他的叛变对中共的破坏极大。他本以为背叛共产党,做了国民党军官就可以飞黄腾达,但蒋介石怎么可能真的信任他这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高级指挥官的人。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国民党节节败退,他曾经断定“没有未来”的共产党,却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
龚楚的心情格外复杂起来,他和其他的国民党官员不同,他是一个被立为“典型”的叛徒。
图|龚楚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自然不会放弃求生的机会,11月率残部下山向林彪投降。而想起当年,林彪还是他手下的一名连长。
组织诚心想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中央军委决定让他经由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将领薛岳,因薛岳与龚楚是同乡。
龚楚当面答应,心中却另有盘算。
他拿着组织提供给他的费用前往香港,却迟迟没有动身去海南,更别说去劝薛岳了。
他躲在香港,改名换姓“龚松庵”。他不信共产党不会找他清算报复,也觉得回去找蒋介石也是死路一条,干脆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下去,先保住一条命再说。
在香港期间,有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他的踪迹,并且给他带话让他去台湾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让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配合台湾反攻大陆。
龚楚可不是会为蒋介石冒险的人,他审时度势,觉得蒋介石攻回大陆已经是妄想,他委婉拒绝了蒋介石,开始在香港办实业,安安稳稳做一个商人。
五、40年漂泊之路
龚楚在香港一待就是40年,他曾尝试着在美国、英国定居,和儿女们生活了几年,也拿到了绿卡,但无法克服语言障碍,也不习惯那里的风土人情,最终重新回到香港。
这半辈子,他只能以写作和画画打发时间,先后出版了两本书:《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
在这期间,不少国民党老将会过来看他,大家也会提到回大陆的心愿或者想法,每次说到这个话题,龚楚总是沉默不语。
1979年,他的儿子龚庆韶回到大陆,在广东开了一家毛衣厂,是来惠阳县投资的第一个外商。
龚楚也动了回乡的念头,并且越来越强烈。
1985年8月一个上午,有人按响了龚楚家的门铃,这是来自于乐昌县的一名商人龚洪贵,按照家族的辈分,算是龚楚的叔公。
他和龚楚说起了家乡的变化,也向他介绍了相关的国家政策,代表家乡邀请她回家看看:“家乡政府和父老乡亲们都会欢迎你的。”
乐昌方面的党政领导多次派人上门与他联络,县政协统战部和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同志也亲自上门拜访,他们还与龚楚成为了忘年交。
1990年4月,已经任职乐昌县长的的龚洪贵再次拜访龚楚,代表家乡父老乡亲请他回家乡安度晚年。他还告诉龚楚一个好消息:他们家的祖屋已在落实侨房政策时发还给他的名下了,但因为公路扩宽的需要,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拆除了。
为了表达歉意,镇政府和县侨办拨款7万元,按照原来的面积和式样重新选址修建。
说实话,之前龚楚听说自家的祖屋被拆,心中是怄气的,如今一听这话,这个心病马上就医好了,想到自己已经是年老体弱,他最终决定早日动身回乡安度晚年。
省有关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六、90岁回乡定居
1990年9月13日,90岁的龚楚要在这一天回到家乡广东韶关乐昌县。县长、副镇长和县里统战部门人员都等着迎接龚楚。
9月的广东天气还很热,人们大多还穿着短袖,而龚楚一身正式,穿着白衬衫和西服,打着领带,在海关非常引人注意。
他手上抓着挎包,将港澳同胞回乡证交给海关工作人员检查,他的回乡证是全新的,一个戳印都没有,工作人员好奇地询问:“阿伯,这个年纪还来旅行啊?”
龚楚因为白内障已经视物不清,他一路沉默,很少说话,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他说出了四个字:“不是,回乡。”
图|龚楚回到故乡
龚楚离开家乡40年了,他在家属的搀扶之下踏上了日夜思念的故土。
村民们蜂拥而来,围着这位老人呼唤着。
龚楚眼睛虽然看不清了,但是听到热情乡音依旧激动得泪流满面,口中喃喃自语着:“到家了,到家了,我到底回到自己的家来了。”
他此刻心情五味俱杂,家乡已经物是人非,他曾经拥有的荣誉还有人记着,他是多么庆幸,又是多么遗憾。
返乡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罪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生怕家乡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们会对他另眼相看。然而现实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家乡的干部群众们不计前嫌,对他热情有礼,让他十分感动。
在当地政府为龚楚筹备的接风宴上,龚楚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三封信,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信中的内容大致是相同的,除了对老战友的问候之外,还希望他能留在家乡常住。
龚楚归国后两个月,10月7日,曾经的战友邓小平给他打来电话,问候了他,几近双目失明的龚楚握着听筒,老泪纵横。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电话给了龚楚很大的鼓励和信心,他在家乡定居,他也带着儿子和侄子投入巨资建设家乡,一直94岁病逝。直至今日,他的后人还从香港、美国或者英国回来,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回馈这片土地。
图|龚楚与家人合影
他们还将龚楚使用过的眼镜、领带,遗留的照片、书法作品以及相关资料捐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至今博物馆之中一张1928年“朱毛大会师”的黑白照片,就是龚楚亲自拍摄的。
历史的硝烟已经退却,戎马半生的军人却没有真正尽职报国,龚楚心中的遗憾和愧意是否能够平复?
“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这是龚楚在《我与红军》的自序之中写的一句话。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有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周恩来曾经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出来。而也有很多人,背叛了组织,抛弃了他们最初的梦想,而最终是葬送了自己。
如果……龚楚当年坚守自己的本心,何至于40年来不敢回乡,他应该在人民的欢呼和掌声之中荣归故里。